以梦为马

如果你看了上篇，进而觉得我很刻薄的话，那么，这一篇将告诉你，是的，的确如此。

亚当·斯密（Adam Smith）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，是在这位经济学家去世整整90年之后。1880年，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了英国经济学家福赛特（H.Fawcett）的《政治经济学指南》（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，译名《富国策》），该书由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（W.A.P.Martin）口译，汪凤藻笔述。在这本书的译者序和作者序中，都提到了亚当·斯密：“富国策所论述者，乃生财、用财、货殖、交易之道。昔斯密氏首创是学，名其书曰《邦国财用论》”。这本书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除同文馆本外，还出过日本排印本、美华印书馆本、益智书会本、实学新编本等，此外，《尚贤堂月报》、《无锡白话报》等报纸也曾摘要连载。中国自此始知有经济学。

此后，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注意到了亚当·斯密，西方的一些经济学著作也被翻译成中文。《国富论》虽未被译成中文，但已多次被提到，并出现了“邦国财用论”、“富国探源”、“富国策”等多个译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1889年，广学会刊行《西学启蒙》十六种，其中翻译了边际效用学派创始人之一的杰文斯1878年的著作《富国养民策》（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），此时，经济学说史上著名的“边际革命”正发生于瑞士和奥地利。严复在《原富》的“译事例言”中也提到了杰文斯和马歇尔的边际方法：“然至近世如耶方斯、马夏律诸书，则渐入外籀，为微积曲线之可推，而其理乃益密”。不知有意无意，中国甫一接触经济学，竟然注意到了这一学科的最新潮流和发展方向。

当然，这更大可能只是一种偶然，或者说是个别现象。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，知道经济学的毕竟是极少数，了解经济学理论的更是微乎其微。知识分子对亚当·斯密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道听途说的口耳相传，而非对其著作的认真研读。以陈炽为例，陈是近代中国维新派的代表人物，对斯密极其推崇。他在1896年曾出过一本译著，名为《重译富国策》，在《重译富国策叙》中陈炽这样评价斯密及其著作：“英人斯密德（斯密德？原来亚当·斯密也是韩国人，呵呵），著《富国策》一书，西国通人，珍之如拱璧”、“文品在管墨之间”、“《富国策》以公化私，以实救虚，以真破伪，真回生起死之良方也”。之所以要“重译”，是因为陈炽以前看过的一个版本翻译太差：“因忆十五年前，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《富国策》，词旨庸陋”。如前所述，“十五年前”同文馆所译的其实是福赛特的《政治经济学指南》，只是在序中提到了斯密和《邦国财用论》而已。从现存的陈译目次看，其章节编排都与同文馆汪凤藻所译福赛特著作相同，陈译的内容也与汪译本大同小异，而不同于斯密的《国富论》。可见陈炽翻译的并非斯密的原著，并且一直将福赛特的二流著作当成了“纵横四海”的“天下奇文”《国富论》。陈对斯密的高度评价，是建立在误解和传闻基础之上的。胡寄窗谈到这件事时说：“对于陈炽来说，他更不可能理解《国富论》与汪译《富国策》有何区别”。陈以为自己和汪凤藻翻译的是亚当·斯密的著作，甚至还写了一本《续富国策》自比《国富论》，殊不知1902年出现的严复的《原富》才是斯密著作在中国的首个译本。况且，陈是传统科举出身，仔细查阅陈炽年谱，并无他曾留洋或学习英文的记录，这个所谓的“重译富国策”是否系他本人所译也值得怀疑，试想如果真的通英文，又怎会连原作者都完全弄错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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